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

与物即事相应，致知或学的过程即展开于做事过程中。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本体有其独特含义，与西方哲学中的substance并不相同。

从心与理的关系来说，以上两种倾向至少在逻辑上隐含了各自的偏向。意可以视为心的体现，作为心的表现形式，其内容乃是在具体事物展开之中体现出来，事物的展开，又与人的做事过程无法相分，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便是以格物为形式的做事过程。对于缺乏伦理、缺乏政治意识的人来说，伦理关系中或政治关系中的对象，如传统伦理中的亲子、政治关系中的君臣等等，与一般的山川草木等外部对象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既没有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品格，也没有获得政治意义上的规定。同样的，对道的理解也不能离开事。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

这里的道可以视为存在的根据，在中国哲学中，道与本体是处于同一序列的概念，将行住坐卧这种偶然行为都视为道，意味着将本体还原为各种偶然的现象，由此消解作为稳定的统一意识结构的本体。这与朱熹所讲的静态的格物显然不同将地解释为对地上社会，对人间世的看法。

与前述类似，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天-地-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庄子》能够在子书中找到引文的至少涉及十八篇。在介绍《庄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想史的问题由于文化的危机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的观念，而不是普通民众，所以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文化辨析必然在这个时代成为儒学的主战场。

三、人伦的疏远与张灏强调现代儒学从形而上、内在的精神方面回应现代的挑战的合理性不同，余英时则着重指出儒学与传统建制脱离之后的失重状态以及与人伦日用的逐步脱离。……一方面儒学已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说，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却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疏远了。

第四件，豁醒文化意识。他说：我所得到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为科举服务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危机，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造成了儒家思想生死存亡的大考验。

他提出：新儒家并不是1949后才突兀地出现于思想界，而是自五四时代即长期发展的一股趋势。正如笔者曾针对近代儒教兴衰史所指出的，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这显然是就海外新儒家当时的学术关怀而加以总结的。蔡仁厚说：有人说，当代新儒家讲得很多，做得很少，我愿意说，此话有理。

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更广泛地，它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公益团体发挥其功能。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1期，第19-27页）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家 。1912年民国政府发布《教育宗旨》，采纳蔡元培的意见，去除了对固有忠孝价值的突出，强调以美感教育完成道德。

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他认为，现代的儒学（主要指当代新儒家）已经没有生活的基础，而主要是一种哲学，这一哲学取径的现代儒学重建，其价值不容置疑，但这种哲学化的现代儒学和一般人伦日用很难发生实际的联系。也由于此，化解这些危机，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澄清这些迷失，扭转这些迷失，在哲学上做出新的发展。经过20世纪初20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尤其是处在20世纪的中国，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始终处于被唾弃、被批判的艰难处境，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对儒家文化价值有所认同有所承诺的学者，必定愤然而起，挺身而出，理性地回应各种对儒学的不合理压制。

有了这样的宗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活动才有根本的指导和依据，使得儒学与社会的所有弥散性、松散型的关系获得一无形的支撑。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渐渐成为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儒家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这是有机的一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记取古代朱陆对立的教训，尊德性和道问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历史研究与思想理论建构当然都是学术建设。这样的学说贯彻不到生活日用，又断绝了同社会结构的关联，成为无所依附的东西了，这就是他所说的游魂状态。

因此现代社会的儒家价值，只要不是以精妙高深的形式出现，通过适当的传播手段，自然仍可能传布给普通人。以大学作为现代建制的基础，其根本理由在于学术研究在现代儒学发展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新儒家还未受到特别重视时，张灏写了《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他认为不能仅从民族危机、文化认同或现代化来了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危机，必须从精神的方面来理解危机的特质。……我愿意提出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

然而，如果依照余英时三要素的结构看，与现代社会结构无法建立制度性联系，只是切断了第三个环节，而这一切断并不意味着同时取消了前两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

至于儒学传统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存在，及其对游魂说可能发生的挑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所谓儒化或转化，即正如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吸收和转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西方文化，并把吸收来的西方文化的因素加以融会改造，使之变成自己思想的部分。

换言之，儒家文化的危机与解除，是要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了解、吸收、融合，并转化西方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一个儒家情怀的学者，在专业研究之外，一定要表达其对历史文化的忧患与关切，这是不能自已的。张灏对新儒家回应儒学危机与困境的内在进路的提法，可在新儒家代表人物那里得到印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人正应当对此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才能无愧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西方的船坚炮利当然是摧毁东方防线的前锋和先导，但对中国而言，真正深刻的危机是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

一部分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儒学的论说，即使十分精微高妙，又怎样能够传布到一般人的身上呢？此处所谓践履并不是指信奉儒家的学者的个人修身践履，实际上是指儒家价值的社会教化及其深入民心的结果。有幸的是，长期以来，已有不少学人对这一类问题有过多样的深度观察和思考，我们将在回顾这些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来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他指出：儒家的价值必求在人伦日用中实现，而不能仅止于成为一套学院式的道德学说或宗教哲学。当然，这需要媒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作为条件。

在这方面，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著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三件，讲论中西主流的思想。